五更天的鼓声刚敲过，我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外头还是黑漆漆一片。老婆翻了个身嘟囔：“今儿冬至，衙门不是放假吗？起这么早作甚？”
我系着腰带，头也不回：“去景阳山。”
她大概以为我疯了。冬至大如年，谁不在家吃馄饨祭祖？可我就是想出去走走——在衙门里闷了快一年，天天对着案牍文书，再不活动活动筋骨，这双腿都要退化成摆设了。叫上老陈，他倒是爽快，揣了壶酒就跟我出了门。
山道上的熟人比衙门口还多
天刚蒙蒙亮，街上还飘着昨夜烧纸钱的焦味儿。冬至前一晚，东京城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外烧纸祭祖，那股子纸灰混着柏油的味儿，能飘一整夜。我和老陈踩着薄霜往城北走，靴底咯吱咯吱响。
走到景阳山脚下，我俩都愣住了——山道上影影绰绰全是人，有穿官服的，有穿便服的，三三两两往山上走。老陈扯了扯我袖子：“这不是王主簿吗？那边那个是不是李侍郎家的管家？”
好嘛，合着全城当差的都来了。
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：“冬至前一日，云物预报，谓之‘瑞雪’。”又说“冬至日，谓之亚岁，官府五鼓，诣景阳宫朝贺。”但那是朝廷大典，轮不着我们这些小官。倒是有趣，这本书里还提到“民间多于是日登高宴饮”——原来这风俗不光老百姓有，当官的也爱凑这个热闹。
爬到半山腰，天边泛起了鱼肚白。山风灌进脖子里，冻得人直打哆嗦，可周围的谈笑声却越来越热闹。有个穿绿袍的年轻主事，大概是从江南调来的，气喘吁吁扶着棵树：“这山……比我们那儿的土坡高多了……”
旁边一个老吏笑道：“小郎君不知道吧？咱们东京城四面皆平，就这几座山头金贵。每年冬至、重阳，城里人挤破头也要来登高。去年冬天有个老御史，七十多了，还让儿子背着上山呢。”
山顶上的酒香和琴声
到山顶时，太阳正好跳出地平线。远处汴河像一条银带子，绕过城墙蜿蜒而去。城里的坊市还罩在薄雾里，只有大相国寺的塔尖镀了一层金光。
我们几个找了个背风的亭子坐下，老陈把酒壶往石桌上一墩：“来，整一口！”他这人就是豪爽，大冬天的喝冷酒也不怕。旁边几位看我们带了好酒，居然也凑过来，从食盒里掏出热腾腾的羊肉包子——原来人家准备得更周全。
《齐民要术》里说过冬至要吃“馄饨”，取其“混沌”之意，说是“天地开辟之始也”。但山顶上可没有馄饨卖，倒是有人带了烤饼，有人揣了酱肉，拼在一起倒成了野宴。有个姓刘的员外郎，从怀里掏出个青瓷瓶子，说是自家酿的桂花酒：“冬至阳气初生，喝了这酒，一冬都不畏寒。”
我问他：“刘兄怎么想起今日登高了？”
他眯着眼看远处的城郭：“一年到头在衙门里弯腰画卯，冬至放假，不得来看看这天地有多大？咱们这些人，整天算计粮税户口，眼睛都快长在账本上了。”
这话说得我心头一动。是啊，日子久了，人容易活成一只案牍上的蜗牛，以为衙门那四堵墙就是天下。可站在山上往下一看，那些坊市、街道、人群，不过是一幅画罢了。
亭子里还有个小吏在弹琴——估计是哪个衙门的书办，趁着放假才敢把琴带上山。琴声不怎么利索，断断续续的，但配着山风倒也清雅。老陈听着听着，突然说：“咱们这和《武林旧事》里记的临安人差不多嘛——那书上说临安人‘冬至日，虽贫者亦皆新衣，备酒食’。”我笑道：“东京是‘虽富者亦须登高’，不然显不出你的余暇。”
下山时的一个小发现
日头爬上三竿，我们开始下山。走到半山腰一处岔路，老陈突然“咦”了一声，蹲下来看路边一块石头。我凑过去，发现石头上刻着几行字：
“庆历三年冬至，与诸友登此山，酒三巡，诗二首，观日出，乐甚。时大雪初霁，天地一白。”
落款是一个我已经不太熟悉的名字，问了旁边人，说是嘉祐年间的一个老通判，早已退休回乡了。老陈摸了摸那刻字，又看了看远方的云，叹了口气：“明年咱们也来凿一个？刻在这儿，让后人也知道，庆历八年的冬至，有两个小官在这儿喝过酒、看过日出。”
我没接话，但心里觉得这个主意不坏。至少，比在衙门里看一辈子的账册有趣。
下山回到城里，街上已经开始热闹了，卖馄饨的铺子前排着长队，酒肆里飘出热腾腾的蒸汽。我忽然想起来，现代人要是过冬至，大概就是吃顿饺子、刷会儿手机，顶多发个朋友圈。而我们这代人，至少还会贪那么一口山风，看一眼这天地——哪怕明天还得回去画卯补签。
老陈推了我一把：“想什么呢？”
“想明年的冬至，该换一家酒坊的桂花酒尝尝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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