卯时三刻，天才蒙蒙亮，我被村口的一阵锣鼓声惊得翻身坐起。披衣出门，只见烟霭中，几个青壮汉子正合力把那尊磨得油亮的土地神像从社庙里请出来，供奉在老槐树下的长案上。空气里弥漫着陈年木头的枯香，混合着新蒸出来的黍糕味儿，那种混合着湿润泥土气息的味道，是我这个常年漂泊的游士最熟悉的“春天的味道”。
“社，所以神地之道也”
我凑过去瞧热闹，只见长案上摆满了祭品，最显眼的是一只刚宰好的肥猪，这是前几日里正张罗着筹钱买的。按照老规矩，祭祀完之后，这猪肉会按户分发，名曰“社肉”。
我摸出随身的笔记，翻到《礼记·月令》那页，上面写着：“是月也，日夜分，雷乃发声，始电，蛰虫咸动，启户始出。”虽说如今已非先秦，但咱们这乡间的春社，骨子里还留着那股子原始的劲头。古人觉得，春天土地公公“醒”了，得赶紧敬着，不然一年的庄稼就没指望。
这和咱们现在清明假期开车堵在高速上、只为去景区拍张照的“仪式感”完全不同。古人的仪式感是真真切切地长在土地里的。他们求的不是什么长命百岁，就是那一亩三分地里能多出几石粮食，家里的小猪崽能肥得快些，妇人手里的丝绸能卖个好价钱。这种对大地的敬畏，不是抽象的，是那种即便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也要把最好的肉供奉出来的虔诚。
“社下赛神，村村如是”
没一会儿，那社庙前的戏台子就搭起来了。说是戏台，其实就是几块木板拼接的平地，几个伶人脸上涂着夸张的油彩，敲锣打鼓地演着“社戏”。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里曾描述过这种热闹景象：“社日，里社北陌，作会聚饮，呈献祭品，伶工演戏。”
我就坐在树墩子上，一边嚼着粗粮饼，一边看那汉子踩着高跷晃晃悠悠地路过。村里的阿婆们三五成群，也不管那戏文唱的是什么，只顾着笑，那笑声在大树底下绕梁，引得树上的麻雀都跟着叫。
我旁边坐着个老农，烟袋锅子烫得锃亮，他跟我讲，早年间更热闹，还有斗鸡、百戏。那时候的人，平日里除了耕作就是耕作，唯有这春社日，土地公公允许大家“放纵”一天。不用担心赋税、不用担心阴雨，在这天地间痛快喝一碗“社酒”。
看着他们，我突然想到咱们现在的人，哪怕坐在最好的写字楼里，心里也常觉得空落落的。我们把“祈福”变成了一种数字化的操作：去网上花钱点个灯，在朋友圈转发个锦鲤。而这里的乡亲，他们把愿望写在祭肉里，写在敲锣打鼓的节奏里，写在彼此碰杯的酒盏里。这种当下的、真实的生命力，才是我这种游士最渴望的安顿感。
意料之外的“邻里社交”
最让我觉得好笑的是，原本以为祭祀就是求个平安，结果这春社竟然成了村里的“社交大会”。年轻的后生们借着去领社肉的机会，偷瞄着隔壁村来赶会的姑娘；那几个平时为了田垄边界吵得脸红脖子粗的老头，今天居然也推杯换盏，说起“往事不如烟”来。
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着汴京城的社日：“里巷作社，祭神，以求丰稔，极尽欢娱。”其实这欢娱，除了求神，更多的是修补人情。我觉得，土地公公大概并不需要这些猪肉，他老人家最乐意看到的，大概就是这群平时因为鸡毛蒜皮琐事拌嘴的人，能在这一天握手言和。
我本以为自己只是个过客，打算看完戏就背起行囊继续南下。可临近午后，那分肉的里正硬是往我手里塞了一块油脂丰腴的猪肉，还拍着我的肩膀，让我别急着走，说明儿还有社火。
我拿着那块肉，指尖还留着温热。原来，所谓的祈福，到最后不过是换一种方式告诉自己：无论日子多难，只要这土地还在，只要邻里间还能坐在一起分这一块肉，这日子，总归是能过下去的。
今儿这场社戏，我算是没白看。至于明天那场社火会不会更热闹？我想，只要我留下来，这土地公公大概也是不介意多添一副碗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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