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中元节这一天，对汴京人来说没那么吓人。我们管这天叫“七月半”，街市上照样热闹，卖水饭的、卖南酒的，吆喝声比平常还响。最要紧的，是家家户户都要摆酒席请客。你要是觉得中元节就是烧纸上坟，那就大错特错了——我们汴京人过中元节，第一要紧的事儿是吃席。
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头写得明白：“七月十五日，中元节。先数日，市井卖冥器靴鞋、幞头帽子、金犀假带、五彩衣服。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。……又以竹竿斫成三脚，高三五尺，上织灯窝之状，谓之孟兰盆，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。”你瞅瞅，这街市上卖的都是过节用的物件，热闹程度跟过年差不多。
我的织机旁边就放着今儿客人名单：东巷的张老哥，南街的李娘子，还有隔壁卖伞的老周。按咱们汴京的规矩，中元节请客不能小气，至少得四样下酒菜、两碗羹汤、一壶南酒，再配上时令果子。我昨儿个特意去了趟州桥夜市，买了两条鲜活的黄河鲤，搁在水桶里养着呢。
神鬼都来赴宴席，这事儿真不是迷信
说出来你别笑，我请客有个特别的讲究——得在院子西边留出一张空案，摆上三样果子、一盏清茶、一小碟糖霜。为啥？《梦粱录》上说：“其日又值中元地官赦罪之辰，诸宫观设普度醮，与士庶祭拔。……市井卖冥器、彩帛、纸马、陌钱等物。”这个日子是地官赦罪的日子，做普度法会超度孤魂野鬼。
但咱们汴京人请客，跟你想的不一样。不是那种哭哭啼啼、神神叨叨的祭拜，而是很自然地请“他们”也来坐坐，喝杯酒，吃点菜。我们织工中间有个说法：中元这天，家里的织机不能空着，得摆上一匹新织的素绢，意思是“给祖宗看看手艺有没有退步”。有人觉得这是迷信，我倒觉得，这更像是一种仪式感——告诉那些走了的人，我们还在好好过日子，还在织布，还在做菜，还在请客吃饭。
今天早上我去樊楼打酒的时候，就撞见隔壁王大嫂提着两尾鲜鱼回来，说是要给她过世三年的婆婆做鱼羹。我问她：“你们家不是搬到城西去了吗？怎么还回这边买鱼？”她笑着说：“我婆婆活着的时候就爱吃州桥夜市那个卖鱼的刘老三家的鲤鱼，我这不寻思着中元节了，得让婆婆也尝尝老味道嘛。”你看，这事儿说迷信也行，说温暖也行——起码大家心里还记着。
请客这件事，宋代vs现代，到底谁更讲究？
要说请客这事儿，我们汴京人可比你们现代人讲究多了。我听说你们现在请客，流行发个消息，大家约个时间到饭馆，吃完AA制结账，各回各家。这要搁在我们汴京，那绝对不行。
首先，请客的时辰有讲究。中元节的宴席不能在午时正午开席，得等到申时（下午三点到五点）以后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构肆乐人，自过七夕，便般‘目连救母’杂剧，直至十五日止，观者增倍。”看完了杂剧，大概就是申时前后，正好回家开席。为啥？因为咱们觉得，这天的午饭是“人间饭”，晚饭才是“天地同席”——活着的人跟走了的人一起吃饭，得选这个时辰。
其次，请客的座次不能乱了套。我们家就那么一间半屋子，设了两张桌子：一张大些的，摆在正堂，是给活人坐的；另一张小方桌，摆在院子的西窗下，铺上新绢布，上面放三个空盏、两碟果子、一壶茶。这个不是给活人用的，是给“其他客人”准备的。我媳妇每次都要叨叨：“你摆这么整齐，都不怕人家偷了你那匹新绢？”我就跟她说：“人家坐着看不见，你帮人家洗洗。”这当然是玩笑话，但这也说明咱们对待这件事，是当真的——不是做做样子。
第三，下酒的菜色有规矩。我的菜单是这样的：头一道是鲤鱼羹，用姜末、葱花、陈皮、花椒，加黄酒慢炖；第二道是糖渍紫苏梅子，这是从《齐民要术》里学来的方子：“作紫苏梅子法：取梅子，以盐渍之，曝干，复以紫苏汁渍之，如此三过，味美。”第三道是蒸羊羔，这道菜得提前两天腌好；第四道是南酒蒸藕，清香解腻。再配上三个果子盘：枣子、李子、石榴。最后上汤，用鸡架炖的鸽子蛋羹。
一桌酒席，藏着一个朝代的人情世故
说实话，要论排场，我这一桌比不了城南那些大户人家。他们过中元节，请戏班子唱堂会，席面铺张得跟婚宴似的。但我觉得我这桌席照样有滋味——因为每一道菜都有讲究，每一道菜后面都有人情。
比如我为什么非要买黄河鲤？因为《武林旧事》里记着，汴梁城的老百姓中元节请客，“以鲤鱼为上品”，鲤鱼有“吉庆有余”的意思，更重要的是，咱们织工这个行当有个说法：鲤鱼跃龙门，织出来的布才能卖好价钱。你要是请客上了草鱼，人家明着不说，心里肯定犯嘀咕：“老张今年手气不好啊，连鲤鱼都舍不得买。”这就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，跟你们现代人请客时，桌上没有红烧肉就嫌寒酸是一个道理。
下午申时刚过，客人们陆续到了。张老哥提着一坛自家酿的桂花酒，李娘子端着一盘新蒸的荷叶糕，老周空着手，但进门就嚷嚷：“老赵，你今儿这匹素绢织得不错，赶明儿给我留几尺，我做身新衫子！”屋里顿时热闹起来，油灯、烛台一起点上，亮堂堂的，一点儿没有你们现代人想象的“阴森森”的感觉。
我把那条黄河鲤端上桌，掀开砂锅盖子，热气“呼”地冒起来，满屋子都是葱姜黄酒的香味。李娘子问：“这是用啥炖的？怎么这么香？”我说：“这是跟《梦粱录》学的，用鸡架吊汤，加两勺黄酒，文火炖一个时辰，鱼肉嫩得像豆腐。”老周夹了一块，连连点头：“嗯，比我上回去钱塘吃的鱼羹还香！”
酒过三巡，我指着院子西窗下那桌空案说：“来，咱们给走的人满上。”张老哥端起酒杯，朝西边举了举，嘴里念叨了两句什么，然后一饮而尽。老周也拿了个新碗，倒满酒，搁在空案上。我媳妇悄悄捅了捅我腰眼：“你说那些走的人，真能喝到酒吗？”我摊摊手：“你就当他们是‘心到神知’呗。”
说实话，我有时候觉得，中元节请客请的哪是神鬼啊，请的是咱们自己心里那股子念想。你想啊，那些走了的人，生前谁不是这街坊里的熟面孔？谁不是吃过我家的鱼羹、喝过我家的酒？他们走了，我们就假装他们还在，只是坐在西窗下，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们喝酒聊天。这种感觉，比烧纸有用多了。
宴席散后，我悟出个理儿
客人们到戌时（晚上七点到九点）才陆续散去。老周喝得脸红红的，临走还顺走了我半坛子桂花酒，说“明儿还给你”——鬼才信他。李娘子和张老哥扶着墙往外走，一个说“明儿去南市买新到的蜀锦”，一个说“后儿个去樊楼听说书”。
我帮着媳妇收拾碗筷，突然发现西窗下那桌空案上的茶盏，不知什么时候被风吹倒了一个。茶水洒在素绢上，洇了一片。媳妇说：“哎呀，白糟蹋了。”我拿起来看了看，水渍的形状怪有意思的，像一片叶子。没来由地想起《东京梦华录》里的一句话：“中元节，乃祀祖之良辰，亦是欢聚之日。”是啊，祭祀和欢聚，本来就不冲突。
这一夜，我趁着酒意，又坐到织机前，想把那匹素绢织完。媳妇说：“都什么时辰了，还织？”我说：“刚才西窗下那匹绢沾了茶水，明天拿出去晒晒，兴许还能卖几个钱。”我没说的是——那杯茶，就当是替那些走了的人喝的吧。
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也说不清。大概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，用一桌好菜、一壶好酒、一匹新绢，告诉自己：活着挺好的，有人记着也挺好的。哪怕那些记着的人，已经走了。
写到这儿，我忽然想问问你：如果有一天你也过中元节，你会在西窗下给谁摆一桌空席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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